背上“軟銀綜合癥”,矽谷愛恨難舍孫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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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孫正義轉向諾伊曼,問“在一場戰鬥中,誰會獲勝?是聰明人還是瘋子?”

諾伊曼回答說:“瘋子。”

孫正義繼續看著諾伊曼說:“你是正確的,但是你和Miguel還不夠瘋狂。”

時隔兩年,諾伊曼成瞭孫正義口中的“瘋子”,可卻也被趕下臺。9月底,WeWork倒在上市關口前,輿論將矛頭對準這個曾經被矽谷認為是天才的創始人,關於他更多的不堪細節被挖瞭出來。他曾揮霍公司6000萬美元資金購入私人飛機G650,還喜歡在飛行時吸食大麻。

同樣地,指引諾伊曼走向“瘋癲”的孫正義也陷入輿論漩渦。現在市場分析師們開始計算,他的軟銀集團第三季度可能損失超過50億美元。但令他糟心的不單單是虧損,而是矽谷對於願景基金及軟銀投資模式的質疑。

業內有人將軟銀的激進策略稱為“軟銀綜合癥”,稱該公司讓“創始人和風險資本傢成為他們金錢的人質”。

孫正義的“三宗罪”

WeWork上市中止的主要原因有兩個:一是,二級市場投資者對其過高的上市估值不買單,為此WeWork一再調低IPO的目標估值;二是,諾伊曼發佈瞭一則致命的上市招股書,在這份招股書中,處處透露著“WeWork就是我,我就是WeWork”的意味。

更可笑的是,他還在其中對自己的身後事作出安排,“如果諾伊曼意外身亡,那麼他的妻子將指定下一任CEO”。

這兩項緣由莫不與孫正義和軟銀有關。

諾伊曼一直是“那種在擁有三座大樓時就考慮擁有100座建築的企業傢”,孫正義的支持則驅使其更加瘋狂。在孫正義看來,諾伊曼像是一個渴望自我、願意以最快速度前進的年輕自己,他願意給予幫助。然而伴隨著WeWork的大肆擴張,諾伊曼變得瘋狂而自大,這才有瞭那份極端個人主義的招股書。

至於WeWork的過高估值,這幾乎可以算是軟銀願景基金投資的慣用手法。

凡獲得“孫正義輪”的科技公司,他們的估值都比原先增長數倍。比如印度OYO Hotels的估值被推升到50億美元左右,比2015年軟銀最初投資時暴增瞭13倍,而WeWork在2018年的估值是200億美元,到2019年高達470億美元。

如今二級市場不買賬,上市中止的WeWork恰恰證實瞭外界對孫正義的質疑,他們認為孫正義的過激投資戰略批量催育年輕的創業公司,給這些公司遠大於他們應得的投資或者遠大於他們需要的金額,由此拉升公司估值、導致科技泡沫。此乃“一宗罪”。

而在此基礎上,“孫正義輪”的強勢間接造成瞭創業公司之間一定程度上的不公平競爭。沒拿到孫正義的投資之前,創始人不得不擔心他會把大量金額投給競爭對手,所以以相應的代價向其低頭。更進一步,一旦個別公司拿到願景基金的投資,他們的高速擴張和估值,將給同一行業未拿到孫正義投資的創業公司帶來極大的生存壓力,從而可能激發惡性競爭。

這是“二宗罪”。

同時,這種強勢也波及風險投資市場。孫正義的投資戰略一向是領投甚至獨投,他一旦看準的項目會給出對方要價的三四倍甚至更高的價格,直接阻止瞭其它機構的進入。

這也激怒瞭長期浸淫矽谷的風險投資傢們,沒有人喜歡與一個似乎擁有無限資金的龐然大物競爭。而且受軟銀刺激,這些風投加速跟進其它頭部創企,很可能進一步增加瞭科技泡沫,此乃“三宗罪”。

如今Uber(UBER.US)、WeWork受挫,矽谷即刻掀起瞭對孫正義的批評之風,可見積怨已久。

矽谷趕不上孫正義的步伐?

孫正義的投資風格,簡單來講就一個字:快。

當他和創業者們聊天時,他最想知道的是公司能發展多快。汽車共享平臺Getaround的首席執行官薩姆·紮伊德記得孫正義曾問他:“我們怎樣才能幫你把公司擴大100倍”?最終,2018年8月孫正義向其投資瞭3億美元。同樣地,自軟銀首次投資以來的15個月裡,WeWork的門店數量增加瞭一倍多。

這種投資策略正中創始人下懷,為此他們對孫正義及軟銀皆贊不絕口,Uber首席執行官達拉·科斯羅薩希說,“正是像孫正義這樣的人,才能加速我們世界的發展”。

但矽谷經歷高速擴張的階段,正迎來新的轉變,投資者們對互聯網創業所流行的先燒錢鋪市場,再尋找盈利模式的做法產生質疑,並擔心押註過去10年引領牛市的成長型公司是否真的是最好的主意,尤其是面對經濟低迷的時候。

這一反思潮的興起與孫正義的投資策略恰恰相反,如今WeWork上市中止、Uber市值下滑等案例更是集中顯示瞭其中的矛盾沖突,而且也將波及軟銀投資的其它創業公司。

孫正義與整個矽谷的“不和”還表現在創始人身上。前幾年,隨著初創企業估值的水漲船高,矽谷對創始人的崇拜也在增長。然而從去年開始,越來越多的媒體開始抨擊創始人崇拜,他們認為創業神話和創始人崇拜的出現,似乎不是為瞭解釋繁榮的發展,而是為瞭掩蓋行業的下滑。Uber、WeWork接連出現創始人下臺事件,更是印證瞭這種說法。

矽谷投資者對創始人友好的時代正在改變,他們似乎開始厭倦誇誇其談、自大傲慢的創始人,而這與孫正義的投資理念儼然有些沖突。

孫正義一直將“改變世界”作為願景基金投資的核心,這種精神看似也影響瞭被選中的創始人們。據其最信任的顧問之一費舍爾說,“我見過許多來見孫正義的年輕創始人,他們很多時候都感到非常不安。但到瞭最後,他們會和他談論自己的夢想”。

可能是基於夢想的共識,孫正義對特立獨行的創始人一般都較為包容,諾伊曼就是最直接的例子。他的野心吸引瞭孫正義的目光,後者為其提供瞭大量現金,並助他推動WeWork成長到“比最初計劃大十倍的規模”。在孫正義看來,WeWork是他的下一個阿裡巴巴。

但是,如今他不得不親自驅逐諾伊曼。

矽谷離不開孫正義和軟銀

盡管孫正義和軟銀的投資模式正在遭受矽谷其它投資者的質疑,可這似乎並不妨礙創始人對“孫正義輪”的趨之若鶩。

佈拉德利·圖斯克是Uber最早的投資者之一,他目睹瞭卡蘭尼克被趕出自己公司的經過。他說:有足夠多的問題行為例子,可以證明罷免諾伊曼是合理的。我認為,如果條件合適、估值正確,大多數創始人都會毫不猶豫地接受軟銀的資金。

這源於軟銀在矽谷投資市場中強勢的地位。

據美國風險投資協會的數據顯示,2017年整個美國的風投行業總共投資瞭840億美元的資金,是2000年互聯網泡沫破裂以來投資額最高的一年。同一年,軟銀則投出超過360億美元。就基金實力來講,排在願景基金後面的風險投資公司中,前三位基金加起來不過120億美元,而願景基金現已籌集到1000 億美元資金。

當然,矽谷離不開孫正義不單單是因為其雄厚的資金,當其它風投機構或私募股權基金越來越偏向後期融資輪,孫正義和軟銀依舊對前期創業公司青睞有加,擔當著挖掘新獨角獸的關鍵角色。

據矽谷投資權威機構Pitchbook資料顯示,矽谷2019年第一季度成為近10年來風險投資第二活躍的季度,這主要歸功於中晚期投資的給力。而此消彼長的則是早期投資的謹慎,與2015年第一季度的1483個投資項目比,2019年第一季度僅有828項目的投資。

相反,今年3月軟銀推出一隻50億美元的基金,用於投資拉丁美洲的科技初創公司。如向哥倫比亞快遞初創公司Rappi投資10億美元,向應用程序初創公司Loggi投資1.5億美元,向租賃平臺Quinto Andar投資2.5億美元。另外還有雲存儲解決方案領域的創新公司Pliops、墨西哥支付初創公司Clip等,這多數都是集中在發展前期的初創企業。

由此可見,孫正義依然是整個矽谷最強悍的資本力量之一,矽谷也不得不背負軟銀投資模式帶來的負面影響。

不過好在孫正義也開始學會妥協,隨著美國投資機構和公開市場投資人更加看重盈利能力和盈利時間表,他表示將更加註重初創企業的盈利狀況,而不單單追求速度和商業故事。這種轉變或許也會終止創始人從自我膨脹到自我毀滅的“命運”。

但屆時恐怕是對孫正義現有投資模式的顛覆,所以,轉變不會在一朝一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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